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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即魏玛共和国。几年前，我在写作《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一书的准备过程中，阅读并参考了德国历史学家斯特凡·马利诺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的《从国王到元首》（Vom König zum Führer）。这部书是研究贵族与纳粹关系的名著。作者挖掘了这一时期大量的贵族私人通信、日记和回忆录，对贵族在德国走向纳粹统治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给出了非常负面的评价。他认为，对资产阶级、城市文化、自由主义、议会制都抱有敌意（至少是冷漠）的贵族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兴起的形形“新”（或曰：保守主义革命）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为纳粹上台铺平了道路，甚至有大批贵族赤膊上阵，直接为纳粹鞍前马后地效力。马利诺夫斯基指出，德国东部和北部的贵族比西部和南部的贵族更倾向于纳粹，新教贵族比天主教贵族更倾向于纳粹，贫穷贵族比富裕贵族更倾向于纳粹，年轻贵族比年老贵族更倾向于纳粹。

　　2014年，德国政府请马利诺夫斯基就末代皇储（即末代德皇威廉二世的儿子）是否曾支持纳粹这一问题撰写一份专家意见。德国政府为什么对这个历史问题感兴趣呢？因为霍亨索伦家族向德国政府提出了巨额的赔偿要求。像许多其他贵族家族一样，霍亨索伦家族在1945年之后被政权没收了财产。德国于1994年（即德国统一后不久）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被剥夺财产者可以申请赔偿；但如果相关财产的最后所有者曾有效支持过纳粹政权，则丧失此权利。于是，霍亨索伦家族能不能收回大批财产（包括宫殿、城堡、土地和艺术品），就成了一个需要历史学家介入的问题。

　　马利诺夫斯基给出的意见是，霍亨索伦家族对于纳粹上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希特勒有许多共谋和勾结。这样的话当然是霍亨索伦家族不愿意听的。他们非常强硬地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攻击批评他们的声音，包括德国大多数主要报纸和媒体公司，甚至对马利诺夫斯基本人提起诉讼，不过最终败诉。后来马利诺夫斯基将他之前写给德国政府的专家意见予以扩充，于是有了这本书。它在德国轰动一时，因为再次牵动了德国人的敏感神经，对希望了解现当代德国史的中国读者，也是非常有趣的。

　　1918年也有一批“继业者”，他们对几个旧帝国或是反叛，或是试图维护其传统，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了世界格局。其中最成功的，当然要数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人领导的苏联。还有其他一些人，在俄罗斯帝国的“死尸”之上建立了新国家，比如现代波兰国父毕苏斯基、现代芬兰国父曼纳海姆。毕苏斯基是反对帝俄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为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而在世界大战中与德奥合作，但在德奥失败之后迅速转变立场，成为一个亲西方的领导人。曼纳海姆是对帝俄忠心耿耿的高级将领，却在俄罗斯帝国败亡后成为独立芬兰的建立者。这两位历史人物，目前在中文世界仍缺乏严肃的介绍。我读了两本英文传记，都相当值得推荐，分别是Joshua D. Zimmerman的Jozef Pilsudski： Founding Father of Modern Poland（毕苏斯基：现代波兰的国父）；Jonathan Clements的Mannerheim: President, Soldier, Spy（曼纳海姆：总统、军人与间谍）。

　　这两位胜利的继业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不得不面对本国极度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波兰的情况可能更差一些），在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走钢丝，并且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不过，最终两人都对民主制度失望。毕苏斯基从社会主义者蜕变为军事独裁者，而曼纳海姆从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白军头目”，演变成一个几乎得到全民爱戴、甚至也能接受的人物，并且住了建立自己的个人独裁的巨大诱惑。两人的不同轨迹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首先读了一本邓尼金传记，书名为White Against Red：The Life of General Anton Denikin（红白内战：安东·邓尼金将军传），作者为Dimitry V. Lehovich。此人在1918年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加入了邓尼金白军，后流亡美国，成为银行家。Lehovich在美国结识了邓尼金的遗孀，得到信任，得以研究邓尼金留下的大量文献，后来为自己的老长官写了这部传记。

　　高尔察克是另一位白军统帅，主要在西伯利亚和远东活动，一度自立为“俄国最高统治者”。我找到了一本关于他的学术著作Civil War in Siberia：The Anti-Bolshevik Government of Admiral Kolchak, 1918–1920（西伯利亚的内战：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府），作者为Jonathan D. Smele。这本书比Lehovich的传记要枯燥（或者说学术）很多，但读进去之后令人不禁为作者的深厚功力赞叹。

　　罗曼·冯·温甘伦-施特恩贝格（Roman von Ungern-Sternberg）男爵也是一个白军头目，但他的命运与上面两位几乎完全隔离，倒是与中国有着奇异的联系。我读了他的传记The Bloody White Baron（血腥的白男爵），作者为James Palmer。这本书看上去不是很学术，颇有些地方可疑，但似乎也没有更好的了解温甘伦的书，所以暂时只能读它。温甘伦自己曾销毁大量文字资料，也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巨大困难。

　　温甘伦满脑子神秘主义，希望在东方找到密谋者神秘力量来恢复君主制。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信奉君权神授的温甘伦与红色政权势不两立，但又不服从力量领导人高尔察克，所以温甘伦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此时俄国天下大乱，形形的武装力量多如牛毛。温甘伦组建了所谓“亚洲骑兵师”，兵员据说有16个民族，包括俄国人、布里亚特人、蒙古人、汉人、满族人、西、波兰人和日本人。凭借这支力量，温甘伦在俄国远东地区开辟了自己的地盘，与红军对抗，同时实施统治。他的敌人称他为“疯男爵”。

　　温甘伦的最著名行动是以1500人的亚洲骑兵师打败中国军队，夺取外蒙古，并帮助外蒙的宗教和世俗领袖活佛博克多汗于1921年2月恢复大汗之位。博克多汗册封俄罗斯帝国陆军中将温甘伦男爵为亲王。温甘伦成为外蒙的实际掌权者，大肆迫害和杀戮犹太人以及他眼中的“赤色分子”。很多蒙古人相信他是藏传佛教中战神的化身，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化身。传说他的长远计划是以亚洲为基地，借助马背民族的力量恢复罗曼诺夫皇朝在俄国的统治。

　　捷克军团起初在俄军框架内作战，对抗德奥，表现不俗。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掌权，急于退出战争，捷克军团还希望继续对德作战，于是绕了一个大弯，从俄国西部向东，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撤退，希望撤至海参崴，乘船返回欧洲，再次参战。不料途中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冲突，捷克军团一怒之下夺取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并干预俄国内战。高尔察克等人正是在捷克军团控制铁路生命线的情况下才得以举事的。然而高尔察克倒行逆施，在军事上也一败涂地。捷克军团本来就是在协约国最高统帅部的压力之下才留在西伯利亚帮助高尔察克，捷克领导人也希望由此获得协约国的承认。现在眼睁睁看着高尔察克是扶不起的阿斗，捷克军团的官兵们又渴望回家，于是他们与红色阵营达成协议，把穷途末路的高尔察克交了出去，然后自己从海参崴撤退回国。白军固然诅咒捷克军团对他们的“背叛”，但这场西伯利亚万里长征锻炼了捷克人，也帮助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得到国际承认。

　　匈牙利原本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算是一战的战败国，战争结束之后就遭到周边国家（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群起而攻之，损失大片领土。匈牙利国内也爆发了革命，建立了继苏俄之后的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在这关头，曾经的奥匈帝国海军将领霍尔蒂领导保守派势力，在协约国的帮助下颠覆了共和国，建立新政权。霍尔蒂还被推举为摄政王，但实际上是个独裁者。他曾在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卡尔面前泪流满面，发誓要竭尽全力帮助卡尔重登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宝座。但他不仅没有动一根指头去迎回哈布斯堡皇室，还在卡尔两次企图复辟时对其加以武力。

　　面对苏联和纳粹德国，霍尔蒂也不得不谨小慎微地踩钢丝，这一点很像曼纳海姆，但霍尔蒂不如他成功，运气也不如他。霍尔蒂是独裁者没错，但他阻止了更极端的势力上台，在极其糟糕的局面下尽可能维持所剩不多的体面，这一点比较像毕苏斯基。霍尔蒂的智识水平不高，但潜意识里知道自己水平不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任用一些开明、高水平、温和的政治家。但他又软耳根子，容易受极右翼的影响。他的思想过于传统和保守，远远落后于时代，但还保留一些老派的体面。这种复杂性格的表现形式就是缺乏原则性，忽左忽右。但他的运气又不错，得以善终。

　　奥斯曼帝国也是毁于一战，它覆灭之后，也有一些继业者。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凯末尔。他原本是帝国的高级将领（与曼纳海姆类似），在国家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将奥斯曼帝国收缩和改造为土耳其人的民族国家。他还推行“文化革命”，对积贫积弱的旧社会进行世俗化与现代化，包括启用拉丁字母作为土耳其语的文字，改善女性权益、取消宗教势力的特权等等。我读了德国学者Klaus Kreiser的传记Atatürk：Eine Biographie（阿塔图尔克传），受益良多。

　　对我来说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般对凯末尔的印象十分正面，认为他是开明的现代化改革家。但从这本传记里，我了解到，凯末尔到晚年似乎也不能免俗，沉迷于伟人的自大狂的幻梦，搞了不少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诞的个人崇拜，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李森科主义”。凯末尔对颅相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的浓厚兴趣，也与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有关联：他需要证明突厥民族是一种高等民族，属于白种人，而不是西方种族主义者蔑视的黄种人。成了国家领导人（实际上也是独裁者）之后，他运用国家资源开展这些方面的研究，邀请了不少西方老专家，当然也会被其误导或甚至诈骗。凯末尔还亲自指导了“太阳语言理论”的制定。该语言学理论提出：所有人类语言都源于中亚的一种原始突厥语；突厥是人类第一个文明；土耳其语是所有印欧语和闪族语言的祖宗。毋庸赘言，这是极为荒诞的。但凯末尔规定其为大学所有专业的必修课。凯末尔死后，该理论就无人理睬。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阿拉伯半岛实际上就不受帝国中央的直接管辖，享受自治，并且是诸侯混战。一战期间，英国人极力拉拢阿拉伯人，共同反对奥斯曼帝国。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我还翻译过美国学者斯科特·安德森的传记《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英国情报军官劳伦斯拉拢的是麦加统治者哈希姆家族（其后人至今仍是约旦国王），但实际上另一批英国人同时在拉拢阿拉伯半岛的另一支势力：沙特家族。

　　我读了Barbara Bray的Ibn Saud （伊本·沙特传）。这是一部相当精彩的传记，以传主的人生履历为线索，串联起阿拉伯半岛乃至更广阔地区的历史、社会文化、民俗等。好的传记就应当是这样。伊本·沙特作为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第一代国王，从寄人篱下的流亡者，一刀一枪，杀出自己的天下，非常具有中世纪骑士的传奇色彩。他作为一个前现代国家的专制君主，不得不与20世纪的西方世界打交道，在这过程中也有很多有趣的文化冲击。